“1970年三月，老周，上海那边局面复杂博远配资，你得过去。”会客室里，许世友夹着叶子烟直接了当。短短一句，拉开了一场并不轻松的接任。
彼时的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周纯麟，已在同一职位整整十八年。日常与各师、团主官打交道，他说一句：“来个二等射击校验。”炮团长们立刻心领神会。磨合到这种程度，换岗本就让人犹豫，更别提调去的还是政治漩涡最深的上海。
外界对上海警备区的印象，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字：棘手。内部矛盾层层叠加，地方市革委会与军队分歧不断，兼之空四军、东海舰队基地同时插手支左，正军级单位三家同城——任何一次协调，若处理不好，就是军种对立。
许世友找周纯麟谈了三回。第一次摸底，第二次分析利弊，第三次几乎用命令口吻：“你若不去，可推荐人选。”老周沉吟，“谁也没在上海混过这么深水的局，去了只怕也压不住台。”话等于没回答，却也是默认。
任命很快下达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。文件一出，震动不小。历任警备区主官仅为正军职，首次兼挂大军区副司令，不单是待遇博远配资，主要是向空、海两家亮明态度：陆军这位讲话要比诸君分量重。
到沪第一周，突发尴尬场面。市委常委扩大会，原定陆海空三支联合作战讨论。议程本该周纯麟总结，空四军王维国却提议各军种均要发言。新司令只能临场调换顺序，表面云淡风轻，内里等于告诉地方干部：上海不是哪一家说了算。
紧接着，警备区内部清理武装部、看守部、警卫营的遗留问题。文件堆成小山，涉人员晋升、优待、房改，件件牵扯人心。周纯麟坚持“先军内，后地方”，先把军队体系掰直，再谈与市革委会对表。有人嘀咕他照搬南京做法，他回一句，“火炮校正先标尺后方向，顺序不能乱。”听来是行话，实则暗示流程不可变形。
1971年，“9·13”事件后，上级指令清查空四、空五军内部。军区副司令肖永银带队直奔虹桥机场，周纯麟全程配合。锦江饭店临时封楼，警卫全部换成警备区三营，王维国与陈励耘被“请”进八楼会客室。处置成功，上海未出现跑风漏气，这是周此行的分水岭：军内认可，地方不敢轻视。
然而接下来与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洪文的拉锯，让体格硬朗的周纯麟也吃不消。连续多日夜访谈判，他心绞痛发作，两次住进长征医院。躺在病房，他提出调离请求，却被总政主任李德生劝回：“上海暂时换不了人，你先养病，工作可授权参谋长。”于是出现罕见局面：司令住院博远配资，警备区日常以电话口授指令运转，事务仍井井有条。
1976年十月消息传来，四人帮被擒。病床旁的老参谋记录下一个细节：周纯麟放下电话，支撑三年的拐杖被他顺手丢到墙角。此后数月，警备区配合中央，完成对马徐王的隔离审查，上海武装系统再度重归平稳。
健康却已透支。1978年初，军委批准他不再兼任警备区司令，改由何以祥接棒。交接那天，周纯麟只说了一句，“上海的枪炮归队了，把人心也归拢住。”随后回到南京军区，任副司令直至离休。
回顾这段经历，外界常夸他“会团结”。其实，“团结”背后是对军事系统流程的近乎偏执：令出一门，口径一致。试想一下，若无这一点，陆海空三正军级单位共驻一城，谁来协调？谁敢协调？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上海留下的两条制度，至今仍被沿用：警备区与地方常委双周例会，以及三军种轮值市防空演练。看似细节，却彻底打破过去各自为政的老毛病。
很多年后，老部下问他最难忘哪一刻，他笑答：“不是抓谁，也不是扔拐杖，是第一次穿上海军大衣坐在吴淞炮台，那天潮水大，炮声像在耳边。心里有数：只要阵地在，劲就不会散。”
周纯麟没写回忆录，留下的只是几摞批示件与半截拐杖。对局外人而言，它们或许平淡；对经历那段动荡的人而言，却是一位老炮兵“压得住台”的最好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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